明代“空缺期”彩瓷技法的溯源

阎 焰

20 世纪 80 年代，景德镇城市施工改换，御窑古迹袒露，并就此开展考古发掘职责以来，迄今已出土了以吨计数的御窑瓷片标本。经三十余年不懈辛勤，几代陶瓷考古职责者勤勉发掘，邃密梳理，逐步造成了相对完好的明代御窑烧造及工艺、纹样、造型的研究谱系。

对于正宗、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面容，因早年学术研究和器物遗存中险些不见此三朝明确书写年号款识的器物存世，是以业内多称此段为“空缺期”。

前些年对于永乐、宣德、成化的御窑遗存发掘，一经给学界全新的视角和研究。 极端是正宗、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两次进攻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贵寓、新信息。 第一次是 1988 年，在御窑古迹西墙、围聚东司岭巷一带； 第二次是 2014 年，在御器厂内珠山北麓。

两次考古发掘的配置，尤其是 2014 年所获。2018 年 5 月 18 日至6 月 17 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延禧宫东配殿，由故宫博物院连合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作念了专题展览， 蚁集展出了 2014 年成德镇御器厂珠山北麓考古发掘的什物遗存 ，给学界提供了最新的材料。

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名冠六合,著名品种有永乐、宣德朝青花、鲜红 釉、祭红釉、祭蓝釉、矾红彩、永乐朝甜白釉、宣德朝青花五彩；成化朝斗彩；弘治朝浇黄釉；正德朝孔雀绿釉、素三彩；嘉靖、隆庆、万历朝五彩等。尤其明代御窑彩瓷成品，因工艺复杂，制成品难度大，合座遗存独特，其时已认真，本日得见则更为稀疏。

自西藏萨迦寺宣德款斗彩（青花五彩）鸳鸯莲池纹碗[1]（图一 ）发现后，业界对初明御窑彩瓷技法及烧造水平之高有了全新解析。

后随积年成德镇御窑厂古迹和周近区域出土明代御窑标本的研究，并比对全国范围内公私机构保藏之明代窑器遗存，不错相对久了看到明代御窑彩瓷的配置和风貌。永乐、宣德朝彩瓷[2]和成化朝彩瓷[3]也被全面梳理。频年的考古发掘，极端是2014 年的考古得益，更让东谈主们不错从年代序列，永乐、宣德、正宗、景泰、天顺、成化的递延中，来排比不雅察明代中前期，景德镇御窑彩绘陶瓷的线索演进。

釉上彩绘发展，当先应同彩绘陶酌量，北朝及隋唐间有部分釉陶器物及俑类成品进行了二次彩绘，极端是红彩及贴金遮拦的使用，这很可能是自后多色釉上彩绘遮拦艺术审好意思的起头。 由前线索梳理，再看明代“空缺期”的彩绘陶瓷工艺纹样及技法变化。更浮现成化斗彩配置之来源。 正宗、景泰、天顺间的矾红彩、绿釉彩、五彩、青花五彩等遮拦技法，都别具特点。永乐、宣德间彩釉工艺的练习使用，影响了自后釉上彩瓷的风貌，这些影响激动了成化斗彩的登顶。

在询查明代“空缺期”彩绘陶瓷工艺纹样及技法变化对永宣的接受时，有必要回望一下 12 世纪红绿彩瓷的发展。景德镇青花的练习，显然受河南、河北、山西窑厂白地黑花遮拦技法和吉州窑黑花彩绘的影响。并与磁州窑工匠南迁景德镇酌量。[4]元代景德镇红绿彩是接受磁州窑红绿彩工夫而产生的[5]。元代出现的红、绿彩釉原料和遮拦，为随后的明代彩瓷留住了基因元素，但当年考古发掘及公开拓布的 12 世纪的彩绘瓷[6]，给东谈主以粗、拙、釉彩浓艳俗媚的嗅觉，更多的像似民间日用土器。

20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5 年前后15年间，华北地区及华东周近的旧城改换和基础时势施工范畴空前。大量旧城古迹的残存袒露世间，其中有很是大数目的留传是古瓷片。这些古瓷片随社会上古陶瓷保藏热的流行，许多被东谈主们捡拾、网罗、保存了下来。笔者邃密梳理过这类城市红绿彩标本的遗存，并作念过河南四地城市古迹红绿彩的探听研究[7]，所探听蚁集在 1993 年至 2002 年间。2005 年之后山东地区、河北地区、豫北等个别城市标本出土量大增，许多极端标本发现。

前期探听出土过个别的数目极独特、相配精细的红绿彩绘盘子标本，盘上绘图有东谈主物及花鸟图案，尤其是东谈主物纹样，绘图线条领悟、釉彩灿艳、色调协作，远超当年对 12 世纪彩绘陶瓷技法釉彩遮拦之设想。但因为这类标本独特荒僻，是以无法生成更多的详细形象解析。近十年，随新的城市古迹发现，标本集结，信息整理，贵寓的加多，对于这类精细红绿彩的了解，越来越久了。

景德镇御器厂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正宗到天顺年间白地绿彩双狮戏球图盘标本(图二)；正宗到天顺年间白地绿釉黑彩龙纹带盖执壶（图三）；正宗到天顺年间矾红彩云龙纹匜（图四）；青花红绿黄彩绣墩标本（图五），为绿釉彩、矾红彩、多色调绘搭配青花的练习使用。

而其后的成化斗彩（图六至图八）无疑是空缺期彩绘工艺技法的接续。但就所有堆积遗存景况标本的本体现场不雅察，紧跟天顺之后的成化器，两者之间的邃密剥离和分手还要细化阅兵，本日所见材料，未免有迭合欺凌之忧。

成化斗彩的配置世所详细，业界共知。正宗、景泰、天顺三朝御窑厂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彩绘陶瓷新材料信息，不错阐明成化的彩绘配置并非横空出世。有了这些信息，再不雅察 12 世纪彩绘陶瓷技法釉彩遮拦的一些极端模式，故意于对中国古代彩绘陶瓷工夫演进的景况作念全新的注目。

极端是折沿盘类精细纹样的彩绘器成品。折沿盘一般分为平口折沿、倭口折沿、花口折沿几种，又分为平底和圈足底两类。本文询查以平底平口折沿盘为参照，定窑器为例。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1177）宣威将军石宗璧墓出土定窑刻花（折沿）盘[8]（图九）；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有定窑刻花洗[9]（折沿盘）（图一o）；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有宋代定窑白釉描金折沿盘[10]（图逐个 ）；另见望野博物馆藏矾红彩书“龟龄酒”铭芒口金饰折沿盘[11]（图一二 ）。

梳理了折沿盘的情况后，对于此类盘型精细彩绘成品，揭举例下：

1、红绿彩亭台远山高仕图盘标本[12]（图一三）。

图一三 红绿彩亭台远山 高仕图盘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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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望野博物馆 藏

折沿，口边微凹，高 1.7 ，残径 16 厘米，灰黄胎，施化妆土，满釉无支烧踪影，应为芒口覆烧，黄釉彩涂口后障翳。集结自河南省新乡市城里十字莲花苑工地。盘底心外缘，红彩双环线内涂绘三角纹遮拦带，盘心圆区内红绿黄彩绘叠嶂远山和迤逦台栏，雕栏前有一高仕，长眉须髯，头戴软脚幞头，着圆领长袍，揖手含胸侧立；身前有残留飘带，笔法线条领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顾闳中”（宋模本）《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东谈主击饱读部分，侧立于屏风前的仕东谈主（图一四）。

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白居易谒鸟窠禅师”中合十垂立的白居易（图一五）。盘心所绘高仕东谈主物图与其都极为酷似，且线条神韵气质涓滴不失态二者。

2、红绿彩绘东谈主物图盘标本[13]（图一六）。

图一六红绿彩绘东谈主物图盘标本

深圳望野博物馆 藏

折沿，口边微凹，高 2.1 厘米，灰黄胎，施化妆土，满釉，遍布细碎开片，黄釉彩涂口，可阐明为芒口覆烧，后障翳。集结自河南省郑州市东大街工地。盘底心外缘，红彩双环线，盘心圆区内红绿黄彩绘东谈主物，一东谈主坐靠背椅上，身前为绿面方桌。另一东谈主捏物（疑似带钮铜镜）站在桌旁，身微侧，眼下淡绿色涂绘大地，有红线黄色界格，东谈主物死后恍惚有花草。上海博物馆藏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福州玄沙师备禅师”（图一七）。坐船中钓鱼宗一众人背影的衣褶线条绘图，同此盘中彩绘东谈主物极类近。

3、刻花红黄彩水池禽戏图盘（图一八 ）。

折沿，口边微凹，高 2.1 ，口径 20.8 ，底径 16.3 厘米；灰黑胎，施化妆土，玻璃釉开片，盘底化妆土薄，局部边侧微透胎色黑，芒口无釉。集结自河南省获嘉县旧城改换工地。

盘墙红彩散伙双环线，环线内涂黄釉彩，中心散伙区红彩绘云朵纹八组，成带状纹饰一周。盘心胎底上有划刻花草纹饰，再用红彩勾绘水草、浮萍、水禽详细，黄釉彩点涂遮拦；纹样别致。好意思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博物馆保藏有同类工艺的红黄彩花草深腹直口碗[14]（图一九 ），从化妆土工艺、胎土和烧造技法，不错阐明两者相通，此类工艺胎土器标本多见河南焦作当阳峪窑所出，属于典型的焦作当阳峪窑红绿彩成品。

4、红绿彩箜篌胡舞东谈主物图盘标本（图二O ）。

折沿，口边微凹，高 1.9 ，口径 19.7 ，底径 15 厘米；灰黑胎，施化妆土，玻璃釉，盘底化妆土薄，透胎色黑，底部边际残留五处漏胎的条块状支钉点，从间距推算，原应为六支钉。口沿施黄釉彩，盘墙红彩散伙双环线，环线内涂淡绿釉，中心散伙区红彩绘双回纹成带状纹饰一周。

盘心外缘有红彩圈，残留四处芝麻状支烧钉（从间距看，应为六处），内心绘梅花树下两个乐舞东谈主。梅树干为乌绿彩近玄色，梅花薄绿多有银片锈蚀。东谈主物红彩勾详细线，右边东谈主物，髡顶辫发，作念跳舞状，红彩系带，上衣红彩详细嫩黄釉涂强化线成透光黄袍后果，淡绿彩涂裤装，黑彩靴配黄釉彩鞋跟；左边东谈主物，髡顶辫发，耸峙弹竖箜篌，首部黄色绿饰红彩系带，上衣红彩详细涂淡绿釉袍后果，淡黄彩涂裤装，黑彩靴配黄釉彩鞋跟。红彩为矾红；绿彩分几个浓浅色阶，黄釉彩娇嫩，绿黄釉彩都有显然玻璃釉开片模式。

5、红绿彩东谈主物图盘（图二一 ）。

折沿，口边微凹，高 1.9 ，口径 21.1 ，底径 17.5 厘米；灰胎，施化妆土，玻璃釉，口沿施黄釉彩。集结自河北省南部旧城改换工地。盘心外边红彩双环线，盘心红绿彩绘图东谈主物故事图。左前侧一棵大树，树干色黑透蓝，树叶浓绿，中间一红袍绿幞头男士展卷，矾红袍有划线；男士死后右侧一绿团花红袍侍者，打绑腿牵马耸峙，马身应为黄彩点涂，马首处有石块；天外中飞舞红彩勾涂粉红彩平涂的云朵；所有大地浓绿。合座器物有水锈，神情昏黑有沁色障翳。底部有七处铁销子锔补旧踪影，可知掩埋前一经禁绝修锔，原主东谈主很珍爱这块彩绘东谈主物盘子。合座东谈主物纹饰绘图娴熟。

前方东谈主物故事图折沿盘，20世纪初曾有现世，后流散，不为所见。但存留有图片影像。2010 年头，蒙耿宝昌先生示红绿彩东谈主物故事图折沿盘旧相片。[15]（图二二）

此盘云气间一颗大树，云朵下一派草地，一女子捏鞭伏于石间，死后一只肥大动物。女子身前，一穿团花袍男人耸峙，手中捏杖，腰后有牵累状系物。盘口沿有色带饰边。

此图案耿先生认为是“龙女牧羊”。但邃密不雅察，女子的体格和石头污蔑关系别扭，男人的面容和发式离奇，石后的动物似牛非牛。从线条笔触踪影和详细，笔者疑此盘应该有较强残损，经开拓补绘，故产生较多图像浩瀚。但就合座绘图不雅，耿先生判定的主题纹饰图案情节，应无误；当是“龙女牧羊”的故事。《太平广记》“柳毅”条有详载。[16]另此盘所绘和图二十一中的云气、树、石、东谈主物侍者服饰，极其相通；且故事情节也好似有一定关联？

就上揭贵寓标本信息，不错久了看到入后光，从永乐、宣德到正宗、景泰、天顺间练习的釉上彩绘工艺之遮拦技法。早在 12 世纪间就一经存在，这种存在无疑是后世彩绘工艺和纹样流变的最根原来源，维缺憾此类器物烧造的“红炉”性情和区域分离加彩模式[17]，过甚中枢烧造环境古迹一直莫得获取全面、运道的科学考古发掘，而不被众东谈主所共知和领会。

期待着改日有机融会过考古职责补足这一缺环。后续华北地区的城市古迹及类窑业作坊发掘，酌量小炉烤红的踪影；以及景德镇古窑低温烤花红炉留传，都值得极端留意。

（谨向提供信息和傍观关照的耿宝昌先生、江建新先生、李慧女士、江小民先生致谢。）

本文刊发于《文物寰宇》总第382期 2023年4月 辑 第72—77页

如有转引，请查对原文。

参考文件：

[1]胡昭静 ：《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文物》，1985 年 11 期。

[2]江建新：《宋、元、明初釉上彩瓷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6 年，第 1 期。

[3]刘新园：《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成窑遗珍》，香港徐氏艺术馆，1993 年;江小民： 《从考古贵寓谈明成化斗彩瓷器的彩绘工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2期。

[4]刘新园：《元代官窑小考（一）》之三，《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 年第二卷第一期。单 就近些年华北地区的窑业傍观，尤其是近二十余年朔方城市古迹所见标本遗存。其时南迁景德镇的朔方窑 业工匠，可能并非仅磁州窑一处，还可能有山西和河南及周近其他地区的华北窑业工匠。 这些工匠的南迁， 带动所有南边窑业的新遮拦技法和纹样的获取。

[5]江建新：《中国釉上彩瓷史略》，文物出书社，2015 年，第28 页。

[6]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 年，第 10 期。秦大树、李喜仁、马忠理：《邯郸市峰峰 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 年，第 10 期。

[7]望野：《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调绘陶瓷》，《文物》，2006 年，第 2 期。

[8]北京市文物惩处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藏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1 期，10 页、15 页图一六。

[9]北京市文物惩处处、马希桂：《北京市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91 页、93 页图八。注：原 简报称为洗，平底微凸；今可阐明为平底平口折沿盘。此墓出土钱币八十八枚，有北宋太平、祥符、天禧、 天圣、熙宁、元丰、元祐、绍圣等，最多的是大定通宝，由此可阐明为金墓，且时刻在 12 世纪后期。

[10]此盘的期间就当今的考古发掘莫得材料复旧其为（北）宋的可能。应该还属于 12 世纪中后期，金代 成品。 这类素白胎折沿盘，见有芒口金饰、单绘矾红彩书道或金饰纹样者，标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 城市古迹出土。

[11]上海博物馆保藏有定窑刻莲斑纹矾红彩“龟龄酒”铭芒口小碗，此碗有学者判定为金代中后期（见： 刘 涛《宋辽金编年瓷器》，文物出书社，2004 年，第50 页。 ）宋代朱肱《酒经》卷下·菊花酒： “九月，取菊 花曝干，揉碎，入米饙中，蒸，令熟，酝酒如地黄法。 前揭文为宋代重阳节‘菊花酒’的酿法。 ” 东晋葛 洪《西京杂记》卷三载：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 令东谈主龟龄。 菊华舒时，并采茎 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 ”南朝梁吴均《续皆谐记》记录： “汝 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曰： ‘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东谈主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 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景如言。 ” 南北朝梁宗懔 《荆楚岁时记》亦载： “九月九日，佩茱萸， 食蓬饵，饮菊花酒，令龟龄。 ”可知九九重阳节之“菊花酒”古时笔名“龟龄酒”。 上海博物馆藏定窑刻莲 斑纹矾红彩“龟龄酒”铭芒口小碗，很可能即是时令骨气极端喝“龟龄（菊花）酒”的，文内所揭望野藏 “龟龄酒”矾红铭折沿盘，当有可能是和小碗配套同用的劝盘，这类小酒碗也即是劝杯。 矾红彩书“龟龄 酒”铭的白瓷标本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城市古迹也有一定数目的出土。

[12]望野：《天边的彩虹——中国 10-13 世纪釉上多色调绘陶瓷研究》，大象出书社、上海书店出书社，2005 年，148 页，图 3-190。 望野： 《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调绘陶瓷》，《 物》，2006 年，第 2 期， 63 页，65 页图三七。

[13]同[12]，第 149 页，图 3-191。 《文物》2006 年，第 2 期， 85 页，75 页图八二。

[14]笔者躬行上手邃密不雅摩过此直口碗，碗四壁及足部满釉，显然有化妆土施盖踪影，可见足棱内胎色发 灰黑，口部露胎无釉干涩有化妆土，应为覆烧。

[15]耿宝昌先生见告此盘为其民国时期所见，并一直保留相片。在相片背后还有 1979 年 12 月 5 日，以此 盘有否的信息，打赌买糖的铅条记录。

[16]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60 年，第3410-3417 页。

[17]望野：《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调绘陶瓷》，《文物》，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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